前言

唐代大同,时有云州和云中郡之称。会昌五年(845),置大同军节度使,是“大同”作为行(军)政区划名称之始,一直沿用自今。

10世纪初,契丹人崛起于松漠之间,乘唐末战乱,建立辽国,日渐强盛,进逼中原。五代时,辽册立后晋石敬瑭为“儿皇帝”,割取“燕云十六州”,大同属辽。辽、宋和西夏鼎足而峙,大同成为辽之西京。女真金朝代辽,西京依旧;蒙古元朝改大同路。

辽金大同,陪都重地,经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族相继经营,大同成为中国第二次民族大融合重要舞台,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京风貌。奇构凌云的应县木塔和宏丽壮美的华严寺,至今屹立,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繁荣与佛教盛行。经过考古发掘,沉睡千年的铜器、金银器、瓷器、绘画、雕塑不断重新面世,别具韵致的西京风华日渐清晰:春水秋山,茶酒诗射;胡风浓郁,汉制隐约。骄悍与儒雅交织,写下了中华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第一单元 唐代云州

唐代云州,一度为云中郡,为边地重镇,有大同军城常设,时有烽警。永淳元年(682)曾为东突厥默啜所破,州县俱废,天宝年间复置。安史之乱,时局动荡,兵戈不息,常浴战火。唐末五代,云州几度易手,战事惨烈。最终沙陀人李克用以大同为基地,进而盘踞晋阳,称雄藩镇,奠定后唐王朝。近世以来,大同唐代遗存多有发现,大量的墓志、石刻、铜饰相继面世。特别是种类繁多的铜镜,精巧富丽,流光溢彩。盛唐气象在这战乱频繁的边城,丝毫不减颜色。

第二单元 西京遗构

大同,200余年辽金陪都,既为辽金的军事重镇,亦是两朝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,还是佛教盛传的地区。在这里,豪放的草原风格与深邃的华夏文明接洽成型,造就了西京文化的独特蕴涵。大同辽金建筑就是这种独特文化的代表作:气慨雄壮的华严寺大殿,结构高峻的应县释迦木塔,建筑技艺至今令人惊叹。那些朴实雄宏的飞檐硕拱,装饰华丽的琉璃鸱吻,巧构精雕的天宫楼阁,都无不体现草原民族对晚唐遗风的传承和光大。

第三单元 边地风情


来自北方草原的契丹人、女真人、蒙古人,相继进入中原后,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,既保留其传统习俗,又吸收农耕文化的生活方式,创造出别致迥异的辽金元文化,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大同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,拥有200多年西京陪都的历史,其风俗民情具有典型意义。大同出土的各色文物,细致详尽地描述着当时人们的生活。耕田和牧场相间,土房与毡帐并立;胡人汉化,汉人胡化;各民族和平共存,其乐融融。


第四单元 宗教大观

唐代以后,民间信仰呈现多样化,大同既有佛寺道观,又有清真寺院,但仍以佛教为盛。辽金西京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,僧众云集,佛寺林立,保留至今者如华严寺、善化寺、观音堂、禅房寺,灵丘觉山寺,浑源圆觉寺,应县佛宫寺、净土寺,朔州崇福寺等;云冈石窟也迎来再度兴盛,有十寺之建。金元时期,道教兴盛,宫观众多。金末,道教大师丘处机西游中亚后,曾在此停留弘教。元朝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,诸教俱兴。忽必烈时,诸方僧众四万余汇聚西京普恩寺(今善化寺),作资戒会七日七夜,堪称西京盛事。

第五单元 丧葬习俗


辽金元时期大同地区盛行火葬。葬具多为石、陶、瓷等棺(罐),辽魂瓶、魂塔、魂坛,雕镂彩绘,奇异瑰丽。各代随葬品中时见精美瓷器。砖室墓平面辽为圆形,金元为方形。贵族墓室多见壁画。辽墓多绘侍婢、筵宴、家居、驼马出行等场景;金墓多绘筵宴、散乐等画面;元代多绘品茶饮酒、水墨山水等题材。元代冯道真墓北壁水墨山水“疏林晚照”, 是颇具代表性的画作,凸显了元代汉人寄情山水的情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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